民族史學家翁獨健:治學育人 澤被后世 -補習
| |
| |
|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學術氛圍甚濃的燕京大學,流傳著這樣一副對聯:“只眼觀天下,獨腳跳龍門”,其中“獨腳”指的便是翁獨健。當時與翁獨健同住一個宿舍的,是后來成為著名紅學家的吳世昌教授。吳世昌一目失明,翁獨健則左腳顛跋,二人都因學業出類拔萃受到教授們的賞識。著名教授鄧嗣禹曾戲謔地送給他倆這幅對聯,對仗工整,寓意深長,一時傳為佳話。 身體上的殘疾從來沒有阻擋翁獨健進取的斗志。他原名翁賢華,為了激勵自己,將名字改為“翁獨健”,表示自己盡管只有一只健康的腳,也有翱翔四海的凌云壯志。正是在這種信念的支持下,翁獨健把全部精力放在了中國民族史,尤其是蒙元史的研究上,在學術研究、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上均做出了重大貢獻。翁獨健是著名的史學家、教育家,更是我國民族史研究方面名副其實的開拓者。翁獨健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他十分重視運用語言工具,能應用蒙古、波斯、英、法、德、俄、日等十余種語言文字進行科研和學術交流。晚年注重中國民族關系史研究,顯示了他對中國民族史研究發展的戰略構思和爐火純青的史學造詣。 學術碩果的學生時代 1906年11月28日,翁獨健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市三山鎮一個叫做坑邊村的貧寒的家庭中。福建是林則徐、嚴復、林纖的故鄉,在近代史上以鐘靈毓秀、人才薈萃著稱,但翁獨健天資并不十分聰穎,加上頑皮好動,因而入學以后,成績平平。據他后來回憶,是他母親的諄諄教誨,促使他下了刻苦學習的決心。母親的道理很簡單,她說“你是個殘疾人,無法同別人相比,倘不發憤讀書,學到本領,便很難自立于世,那時后悔就遲了。”母親的話在他心里激起了巨大反響,從此他朝齏暮鹽,奮發淬礪,從而學業大進。從小學四年級下學期到融美中學、英華書院,一路領先,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在學校,他不但數理化、外文成績出色,而且寫得一手好文章。他行文華實并茂,灑脫自如,纚纚如貫珠,很受老師的賞識,至今還有 幾篇作為范文保留在融美中學里。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靠著堅持不懈的努力,1928年,翁獨健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燕京大學歷史系。燕京大學是名聞全國的高等學府,那里不但校園幽美,湖光塔影,而且藏書豐富,教授云集,陳垣、鄧之誠、洪業等史學名家當時都在這里執教。翁獨健的才華得到了老師的賞識,并被洪業破格吸收參加《道藏子目引得》等的編纂工作。洪業教授曾不無得意地說:“我有一個最好的學生,他就是翁獨健。”1932年,翁獨健撰寫的《元田制考》學士論文,內容翔實,廣博好評。1935年,他撰寫的《元代政府統治各教僧侶官司和法律考》碩士論文,考核精當,分析細致,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1935年他在燕京大學研究院畢業后,以優秀成績獲得赴美留學獎金,遂離開祖國,遠涉重洋,到美國哈佛大學攻讀蒙元史。他之所以選擇蒙元史進行研究,完全是受了陳垣、洪業等教授的影響。翁獨健后來回憶起為什么研究元史時說:“我對蒙元史研究有興趣是從大學時開始的……19世紀以來,有人標榜東方學、漢學研究中心在巴黎,當時巴黎有幾個著名漢學家,后來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漢學中心搶到東京去,當時日本研究的重點是蒙古史、元史。漢學研究中心在國外是我們很大的恥辱,陳垣先生鼓勵我們把它搶回北京來……。” 1936年夏,原來同在燕京大學研究院讀書的鄺平樟也來美國深造。兩人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后來結為伉儷。鄺平樟生前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為了不影響學業,我們雖然魚雁頻傳,但卻很少見面,既沒有花前月下的繾綣纏綿,也沒有徜徉山水的閑情逸致,甚至為治療顛跋,他在波士頓動大手術時,也沒有讓我請假陪侍。” 天道酬勤,1938年翁獨健榮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他用英文撰寫了近十萬字的《愛薛傳研究》博士論文,運用中西考證對比的方法,廣征博引,洋洋十萬言,受到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學者的推崇。同年,翁獨健赴法國,進入巴黎大學和東方語言學院進修,受業于著名漢學家保爾·伯希和。保爾·伯希和告訴他,蒙元史是一門國際學問,研究它要懂得漢文、蒙文、波斯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拉丁文,還要掌握諸如英、法、德、俄、日等國語言。他本來己有英、法、德、俄、日等國深厚的語言功底,被保爾·伯希和這么一說,觸動很大,決心沉下心來,系統研讀相關國家的語言。在努力掌握語言工具的同時,他對伯希和等西方學者重視對音規律和名物制度淵源等新的研究方法也很注意吸收。當時,他們天婦住在拉丁區 鄰近巴黎大學的一間普通公寓中。號稱“花都”的巴黎,燈紅酒綠。車水馬龍,但他們依然過著清貧的生活,為了節省開支,經常自己動手燒飯吃。他們共同切磋,相互砥礪,在巴黎度過了許多不眠之夜。四十多年后,當翁獨健教授為參加多卷本《中亞文明史》編委會議重抵巴黎時,曾專門造訪當年的寓所,在那里撫今追昔,不由得感慨萬千。 教書育人的教師時代 1939年,抗日烽煙四起,翁獨健夫婦滿懷報國之心從法國馬賽啟程歸國,冒死輾轉于地中海、直布羅陀海峽、大西洋、太平洋、好望角,終于回到了暌違四年的祖國。同年10月,在國立云南大學歷史系任教。 1940年9月,翁獨健先后在北平中國大學、燕京大學等校任教,同時著手對蒙元史的研究,成果頗豐。同年發表《新元史、蒙兀兒史記愛薛傳訂誤》,1941年發表《斡脫雜考》,1946年發表《元典章譯語集解》,1948年發表《蒙古時代的法典編纂》。這些論文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為了進行學術研究,翁獨健經常入不敷出,生活十分拮據。即便如此,他寧肯課余去教家館,甚至當掉結婚戒指,也不肯去待遇優厚的偽北大任教,表現出了一個正直愛國知識分子的高風亮節。 翁獨健學問淵博,不但以講授蒙元史為主,并先后開了遼、金史、亞洲史、俄國史、中亞歷史語言研究、中西文化關系,史學方法等課程。他講授這些課程總是盡量收集新史實、新研究成果、新觀點,再加上自己得自師承的要義和個人的研究心得,所以其講授使學生大為獲益。如他講授的史學方法一課,他根據精于考證的洪業先生的傳授和自己的研究心得,指導學生如何使用工具書,如何考訂史籍、史料的是非真偽。 翁獨健平時不修邊幅,上課常穿西裝,領帶后片總比前片長出一段。每次迸教室后,總是先走到黑板的一頭,把手杖立好,然后回到講臺前,拿開叼在嘴里的煙斗,猛地抬頭,另一只手往后一抨濃黑的頭發:“諸位……”。這一聲喊,把學生的注意力都集中起來。他那幽默詼諧的談吐、深入淺出的闡述、形象生動的比喻,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每逢他上課時,不但教室里坐無虛席,就是走廊、窗臺也都擠滿了聽課的學生。翁獨健把歷史課講得通俗易懂。他說“歷史是七何之學”,耍弄清何時、何地、何人、何事、如何、為何,還要問個然則何如。 翁獨健在燕京大學是一位關鍵人物,不僅由于他前期擔任教務長,后來擔任代理校長,還在于他為人正直,追求進步。1942年后,他就與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保持密切聯系,曾冒著風險保護過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不少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由他親自安排送往解放區。翁獨健對向他告別的地下黨學生說:“你們去解放區好好工作吧。我就是腿有殘疾,行動很不方便,不然,我也去了。”北平解放前夕,學校地下黨組織受到破壞,他立即組織護校指揮部,親任總指揮,領導護校工作。 學科建設的領軍時代 新中國成立后,翁獨健先后擔任眾多重要職務。建國初期擔任北京政府委員兼教育局局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1952年起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主任,后任歷史系主任,1958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他任副所長。1961年他同吳咁、翦伯贊等歷史學家發起成立民族歷史指導委員會,任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為我國民族史研究開創了新局面。 在中央民族學院任職期間,翁獨健為籌建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費盡心力。該系建成后,他親自講授基礎課程,他認為學生學好基礎課,才能得到深造。為此他又特別安排有經驗的教師講授一年級的課程。另外又聘請好些名史學家來校作學術報告,使系的教學水平大為提高。 這期間,翁獨健還積極投身到蒙元史的研究與編纂工作中。1956年,中國科學院歷史所參加蒙、中、蘇三國合寫《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增設蒙元史組,請他兼任組長,主持這項工作。也從這年起,他開始負責內蒙古東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調查工作,指導這些少數民族簡史簡志的編寫。他常去呼和浩特,在如何進行調研,如何進行簡史簡志的編寫等問題上,他特別注意和大家交換意見,做出了很好的設計。他主編的《蒙古族簡史》,不僅自己親自動手撰寫了部分重要章節,還通審全部書稿,使該書在資料、體例、內容、觀點、文字等各方面都達到很局的水平。1957年后,“左”的思想澎湃,政治運動更為頻繁,少數民族歷史研究二十年規劃多受阻擾而難以執行。翁獨健為此十分憂慮,總是盡量設法讓規劃被擱淺的 項目能夠落實。如《世界征服者史》、《蒙古社會制度史》、外國名著的漢譯項目,都是他自己找人完成的。 十年動亂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文痞姚文元羅織罪狀,借批判《海瑞罷官》圍剿吳晗同志。在一次座談會上,翁先生仗義執言,拍案而起,怒斥姚文元居心叵測,羅織罪名,陷害功臣,是存心反黨反社會主義。很多同志為他的直率擔心,恐怕他直言賈禍,他卻臨危不懼,鎮靜如常。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未及發難。“文革”期間,翁獨健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一度被趕到河南“五七干校”打掃側所。在那濁浪排空的日于里,他沒有對前途喪失過信心。關牛棚期間,一些學者心灰意懶,情緒消沉,打算出去后將書賣掉,再也不搞學術研究了,他卻對同關一室的另一位教授說:“我還有信心,我的書一本也不丟!” 1971年,翁獨健從干校回到北京后,立即主持了二十四史《元史》的點校工作。在二十四史中,《元史》訛誤之處極多,向為史學家所垢病,校勘此書難度又極大,很多學者都不敢問津。翁獨健毅然領導幾名中青年學者,接受了點校270萬字的《元史》的任務。幾年之內,他歷經寒暑,做了大量鉤沉發微的工作,校勘出訛誤千余處,為學術界提供了目前《元史》的最好版本,對兒代典籍整理和史料研究作出不重要貢獻。 “文革“結束后,翁獨健繼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他以十分喜悅的心情迎接新時期的到來,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把“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奪回來》的文章,決心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發奮工作。他帶領中青年研究人員在民族關系史、各民族歷史的專題研究、民族古文字研究、資料整理與所外協作的項目諸方面都做出了顯著成績。1979年11月年已過古稀的獨健師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多年的宿愿。他說:“一定要更嚴格地要求自己,為黨和國家更好地工作。”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此時的翁獨健雖然年逾古稀,但仍壯心不已,開始大展拳腳,在厭族史研究和組織工作中取得卓著成績。 1979年,翁獨健提出了全國民族史研究項日十個建議,為民族史研究勾畫出可行的藍圖。同年,他赴法國巴黎參加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國際中亞文化研究協會會議,任副主席。翁獨健還擔任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武族研究學會副理事長等職。在他的發起、支持和推動之下,中國蒙古史學會成立大會在呼和浩特召開,他被推選為理事長。他在會上回顧總結了我國二百多年來在這方面的研究成績和經驗,介紹了國外蒙古史研究現狀和趨向。在談到我國今后蒙古史研究時,他特別強調應采取具體措施組織力量系統整理蒙文、漢文、波斯文史料,進行專題研究,培養人才,進一步提高蒙古史的研究水平。此后他積極推動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中國民族史學會、元史研究會等機構的工作,并在其申擔任要職。 同時,翁獨健仍不忘民族史研究的史料編纂工作,先后擔任《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編委會副主任,《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編委、民族史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民族史分冊主編,《中國少數民族歷史大辭典》主編。主持編寫《蒙古族簡史》,組織譯校《蒙古社會制度史》、《史集》、《世界征服者史》、《馬可·波羅行記注釋》等,編輯了《全元詩》。主編國家“六五”社科規劃重點科研項目《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此外,他擔任吳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委,為普及歷史知識做了大量工作。 翁獨健晚年健康狀況漸差,但仍在發揮余熱,不但積極參加國內學術活動,而且多次出國作學術交流。他曾以國際中亞文化研究協會理事會中方理事的身份去法國巴黎參加年會;又去美國哈佛大學講學,去蘇聯參加學術討論會。他還常常接待外國學者的來訪,直到臨終前數小時還約定與一外國學者會晤。1986年5月28日,翁獨健因心臟病突發而不幸逝世,享年80歲。 《左傳》有語:“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如此而言,翁獨健可謂“不朽”,他終其一生在德、功、言這三項上均有建樹。反對專制獨裁,愛國愛民,大力支持學運,敢于仗義執言,這是“立德”;他全力建設民族史學科,做好學術研究的組織領導工作,培養出一批批人才,這是“立功”;他前半生學術研究碩果累累,后半生組織編譯了眾多學術論著,把元史研究推進到嶄新的階段,這是“立言”。翁獨健把他的一生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民族史的研究,為我國學術界立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哲人雖逝,風范長存。“云山蒼蒼,江水洪洪。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愿借范仲淹的這幾句話略表緬懷和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