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師之師--吳文藻 -補習



王慶仁 趙鵬 沙黑拉
  古今中外,一個老師一輩子能培養出一位名師已屬不易,如果能培養出一批名師來那就更是難得了。吳文藻先生就是這樣一位難得的老師。他在有生之年培養了諸如費孝通、林耀華、瞿同祖、黃迪、李安宅、李有義、陳永齡等一批國內外知名的學者,這不僅在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界頗為罕見,在整個中國甚至世界教育界也頗為罕見。
  吳文藻先生為什么會培養出這樣一批中外知名的學者呢?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我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絕非偶然巧合,而是吳文藻先生在培養學生上推行正確教育思想、實施科學教學方法以及傾注全部心血的結果。
  自1929年吳文藻先生在美國學習6年后回國在燕京大學從教起,就把培養人才當作自己的第一天職,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業中去。
  他首先對當時中國的教育狀況作了全面、深入和細致的觀察,并在觀察的基礎上,做出了自己獨到的分析。他一針見血地對當時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全盤洋化的狀況作了揭露,他說,中國的民族學和社會學“始而由外人用外國文字介紹,例證多用外文材料;繼而由國人用外國文字講述,有多講外國材料者”,“民族學和社會學在知識文化的市場上,仍不脫為一種變相的舶來物”,因此,當務之急是應該尋找一種有效的理論構架,并把它與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努力訓練出中國“獨立的科學人才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使中國式的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植根于中國土壤之上”,從而實現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徹底中國化”。
  吳先生的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實際上主要是三項工作:第一,尋找一種有效的理論構架;第二,用這種理論來指導對中國國情的研究;第三,培養出用這種理論研究中國國情的獨立科學人才。
  他首先做的是尋找理論構架。早在美國學習的時候,吳先生就已了解了不少當時較新的學術思潮,回國后他更是埋頭查閱各種有關資料,對法國社會學、美國社會學和人類學、德奧社會學和民族學、英國社會人類學等各種學術思潮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研究。在對這些學派做反復比較并深思熟慮之后,最后覺得英國功能學派的理論比較中意。
  他在一篇文章中談了他的這一選擇:“近兩年來自己常常感到國內社會科學材料內容的空虛,頗想利用此派的觀點和方法,來嘗試現代社區的實地研究”,因為“功能學派是社會人類學中最先進,而亦是現今學術界上最有力的一個學派”。因為功能學派主張“功能的觀點,簡單地說,就是先認清社區是一個‘整體’,就在這個整體的立足點上來考察它的全部社會生活、并且認清這與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關的,是一個統一體系的各部分。要想在社會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確的了解,必須就這一方面與其他一切方面的關系上來探索研究”。因此,用功能學派的理論來研究中國的國情就能取得一種“新的綜合”,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研究路子。
  為了宣傳和推廣功能學派的學說,吳先生專門寫了《功能派社會人類學的由來與現狀》一文,對功能學派作了系統的介紹。同時,他還邀請了功能學派的創始人之一拉得克利夫·布朗到燕大社會學系講學三個月,并把由他主持的《社會學界》第9卷作為紀念布朗來華講學的專號出版,其中有吳先生本人寫的《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與其在學術上的貢獻》和他與李有義、左景媛等人翻譯布朗的《對于中國鄉村生活社會學調查的建議》,有燕大法學院院長楊開道的《布朗教授的安達曼島人研究》和林耀華的《從人類學的觀點考察中國宗族鄉村》等文章。為了比較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功能學派,吳先生還專程去倫敦與馬林諾斯基交談,參加他舉辦的“席敏納爾”討論班。后來他還把馬凌諾斯基贈送的手稿《文化論》交費孝通等 人譯出,并在該書中文譯本后附上了他親自撰寫的《論文化表格說明》。
  在找到了理論構架后,吳先生就開始著手組織對中國國情的研究。
  吳先生十分清楚,中國是一個地廣人眾的大國,在以前沒有什么研究的基礎上,要想全面鋪開對中國國情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提出了進行社區研究的方案。所謂社區研究,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就是“大家用同一區位或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分頭進行各種地域不同的社區研究”,“民族學家考察邊疆的部落社區或殖民社區;農村社會學家則考察內地的農村社區或移民區;都市社會學家則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區。或專作模型調查,即靜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結構;或專作變異調查,即動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歷程;或對于靜態與動態兩種狀況,雙方兼顧,同時并進,以了解社會組織與變遷的整體’。
  為了讓大家了解社區研究是什么,吳先生一連寫了數篇文章進行介紹,其中主要有:《現代社區研究的意義和功用》,《西方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中國社區研究的西洋影響與國內近狀)),《社區的意義與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中國社區研究計劃的商榷》等。
  吳先生擔任燕大社會學系主任后,為了使社區研究得以實施,他從系里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教到國內一些地區進行實地調查,使社區研究蔚然成風。如派徐雍舜到北平附近的都縣調查鄉村領袖沖突問題;派林耀華到福州附近的義序調查宗族組織問題;派費孝通考察江蘇省江村的農村經濟問題;派黃華節到定縣調查禮俗和社會組織問題;派黃迪到清河調查村鎮結構問題;派鄭安侖到福建調查僑民問題;派李有義到山西徐溝調查社會組織等等。他們的調查研究成果,后來在吳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都陸續得到了發表。這些成果對當時的民族學和社會學中國化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對今日的民族學和社會學研究也仍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要真正實現中國化,還必須要有具有中國特有研究風格的“獨立的科學人才”,吳先生對此尤為重視,他把最大的精力和心思花在培養學生和專業人才上。
  他不僅在教學中采取各種方法使學生掌握更扎實的基礎知識,而且還注意培養學生獨立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他在具備一定專業和基礎知識的本科三四年級中以討論班的方式開設了“先秦社會政治思想史”和“近現代社會政治思想史”兩門課程。他先讓學生在這兩個范圍內自選某一專題進行準備,然后進行個別的指導,最后讓他們各自在討論班上講解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組織大家討論。通過這一形式,學生們不僅鍛煉了獨立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而且還出了成果。如林耀華當時寫的“嚴復社會思想”就得到了吳先生的贊賞,后來發表在《社會學界》第7卷上。
  為了培養出一批干練的人才,吳先生還對一些在本科學習時比較突出的學生進行了重點培養。由于當時國內大學的學術條件還不好,因此他決定安排學生到學術條件較好的歐美國家深造。他對派哪個學生到哪個國家,在哪個學校和以誰為導師都作了周密的籌劃。例如,安排李安宅先到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學院人類學系,跟美國歷史學派創始人博阿斯的兩位大弟子克婁伯和羅維學習,后又到美國東部的耶魯大學人類學系,跟著名人類學家兼語言學家薩皮爾學習;派林耀華到美國一流的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把費孝通引薦給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人類學系的功能學派大師馬林諾斯基當學生;送黃迪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把瞿同祖和馮家升推薦給著名學者魏特福等。這些學生學成回來后大都成了民族 學和社會學教學和研究的骨干力量,他們的學術成就不僅在國內具有很大影響,而且在國際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如費孝通的《中國農民生活》和林耀華的《金翼》等。
  為了使培養重點學生的做法制度化,吳先生還利用1937年出國訪問的機會專程到英國牛津大學了解導師制的做法。他與該校副校長、巴里奧學院的院長老林叟協商,請他們幫助燕大社會學系推行“社會科學榮譽學位導師制”。這種導師制的做法是從大學本科三四年級學生中挑選成績優秀的學生予以個別指導,畢業后授予榮譽學位。老林叟已答應來年派他兒子小林雯和戴德華來華指導。但是由于“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日寇侵占了北平,局勢突變,使這一計劃沒有得以實現。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和殘害中國人民的法西斯暴行,吳先生再也忍無可忍,他連一天亡國奴的日子也不愿意過下去了。1938年夏,他不顧當時燕大校務長司徒雷登的再三挽留,堅決辭掉了燕大社會學系主任和法學院院長的職務,與志同道合的賢妻、著名愛國作家謝冰心先生率家南下,投入抗日行列。
  南下以后,吳文藻先生先是在昆明云南大學任社會人類學講座教授,并籌建云大社會學系,云大社會學系成立后他又就任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為了把民族學和社會學中國化的事業繼續下去和為同行們創造研究條件,他又籌建了燕大與云大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并和其他同行一起成立云南人類學會。這個研究工作站在敵機濫炸下遷居昆明附近的呈貢魁星閣,“魁閣”因而成了這個研究工作站當時的通用名稱。魁閣是吳文藻先生用來實行他多年的主張為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開風氣,育人才”的實驗室。在他的思想號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他一起共同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進行內地農村的社會學研究工作。盡管1940年底吳文藻先生離開昆明去了重慶,這個小小的魁閣還堅持到抗戰勝利,并取得許多相當有價值 的研究成果。
  1940年底,吳先生到設在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擔任參事。盡管人已開始進入官場,但是吳先生并沒有忘記中國民族學和社會學的發展和人才培養事業。由于他負責研究邊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問題并提出處理意見,又兼任蒙藏委員會顧問和邊政學會的常務理事,因此客觀上也有助于他繼續關心民族學和社會學中國化的事業。在這期間,他又參與籌建燕京大學成都分校并推薦林耀華為社會學系代主任;參與發起和領導“邊政學會”和主持《邊政公論》的編輯和發行工作,并寫了著名的《邊政學發凡》一文;推薦陳永齡、李鎮去新疆教書和搞研究;推薦李有義到拉薩研究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問題;去印度考察民族和宗教沖突問題;去新疆考察西北民族問題;利用去美國參加太平洋學會年會的機會了解 美國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發展的狀況等。吳先生的這些工作和活動,對中國的民族學和社會學得以在抗戰的烽火下繼續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晚年,他仍然非常重視新生力量的培養工作。從1979年開始,他參加了指導兩屆民族學專業研究生的工作。他極其認真地輔導學生看書和寫論文,并常常把學生召到家中單獨面授。如王慶仁在研究生階段,幾乎每周都要被他叫到家中去一次。他把從國外得來的最新材料都毫無保留地交給王慶仁閱讀,有時甚至還對某些重點章節和主要論點進行講授。
  1985年春,吳先生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了。但當他接到第二屆民族學專業研究生的畢業論文時,居然精神起來,晝夜不停地把四篇共約幾十萬字的論文從頭至尾仔仔細細地作了審閱,并寫下了非常詳細的評語和修改意見。為了對學生負責到底,他還強扶拐杖參加了論文答辯會。可是,就在參加完最后一個學生的論文答辯會的幾天之后,他老人家倒下了,連續昏迷了50天,沒能同親人、學生和朋友們說上一句話,就閉上眼睛與世長辭了。他為中國的民族學和社會學發展事業貢獻了最后一滴血。
  吳文藻先生去世后,謝冰心先生根據吳先生的遺囑,把他們平時節省下來的3萬元人民幣捐獻給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作為民族學專業研究生的獎學基金,同時還把珍藏了多年的幾百冊圖書捐獻給國家,為中國民族學和社會學事業的發展貢獻了最后的一份光和熱。
  費孝通先生紀念北大社會學研究所成立10周年,同時紀念吳文藻老師逝世10周年的會上說:“水有源,樹有根,學術風氣也有帶頭人。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懷有在中國人文科學的領域里開創一種風氣的宗旨,在過去10年里,所里已經有不少年輕學者為實現這個風氣而作出了一定的成績。把這個風氣帶進中國來的,而且為此努力一生的,我所知道,吳文藻老師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帶頭人。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研究所力行的那些學術方針中,有不少就是吳老師留下的教導。”
  他評價吳文藻老師的為人時認為,吳文藻先生在為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引進新風氣上,身教勝于言傳。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在于使他自己成為名重一時的學人在文壇上獨占鰲頭,而是著眼于學科本身,他看到了他所從事的社會學這門學科的處境、地位和應起的作用。……他清醒地覺察到中國當時的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需要一個徹底的改革,要開創一種新的風氣,但是要實行學術風氣的改革和開創,絕不是一個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確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張外,主要是在培養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樹立新風氣的人才。……吳文藻先生不急之于個人的成名成家,而開帳講學,挑選學生,分送出國深造,繼之建立學術研究基地、出版學術刊物,這一切都是深思遠謀的切實工 夫,其用心是深奧的。
  費孝通先生是吳文藻先生的第一代弟子,追隨吳先生多年,并為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中國化的理論和實踐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貢獻,他對吳文藻先生的評價無疑是最為中肯的。
  關于吳文藻先生對中國教育事業的貢獻,國內各種出版物上有幾十篇之多,網絡上的文章則更多,例如,武漢大學學報上有一篇題為《吳文藻教學方法論指導思想的借鑒意義》的文章,較為詳細地討論了吳文藻的教學方法論指導思想對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和素質教育具有的重要借鑒意義和啟迪,就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當前,正值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關鍵階段,教師是教育的最關鍵環節,如果能夠涌現出千百個像吳文藻先生這樣的老師,我國的教育事業就一定會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學校辦公室賈仲益老師提供)